精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十(推荐)(六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精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十(推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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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央国术馆》——系根据笔者(即本文作者范克平)在公元1971年至1983年的12年时间内，师从旧时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一等教习”罗玉(1903～1984年)、中央国术馆执行董事兼顾问李松如(1888～1988年)先生学文习武期间所做的笔记，并参考自己多年来所收藏的数千册南京中央国术馆的昔日手抄原件孤本、编辑出版教材且历时7年之久而撰写完成的史料性专稿。该稿着重记录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及各类专业期刊、新闻报道中尚未披露或录之有误的纠错性文史资料。现因《精武》杂志之约，特交其作权威刊载。

一、中央国术馆倡导者揭秘

南京中央国术馆全称为“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研修)馆”(以下简称为“央馆”)。该馆由西北军的退役“陆军上将”张之江(1881～1965年)在中国国民党元老林森、谭延阎、于右任等27人的大力支持下，会同当时居住(暂住)南京的一批南、北方武术名家诸如王任福(以下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刘震南、刘崇峻、刘云龙、李松如、吴俊山、严度万、肖锦章、罗玉、童仁富、韩会清等一批“圈内”顶尖高手——大家众心所向、团结一致并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下旬，在南京西华门头条巷6号(一说韩家巷)开始筹建且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5日由国民政府发布《国府第174号令》批准(备案)成立并每月专款拨发5000元法币作为相关资金。南京中央国术馆的成立，说来颇为神奇!它的神奇之处在于由26位军、政要员联名提议要求设置该馆。这26位要员如下：

其一：林森

本名林天波，号长仁并自命为“青芝老人”。1868年1月18日生于福建闽侯县。1877年入当地私塾就读；1881年经乡邻介绍入英华书院进行研修；1883年考入台湾中西学堂；1902年经入介绍供职于上海海关；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先后人美国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就读；1914年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华革命的”；1912年元月任南京国民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13年4月出席北京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参议院议长；“二次革命”爆发之后于当年12月远赴日本；1914年由日本转赴美洲且开展筹饷与党务活动；1916年7月离美回国并于同年8月出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1918年10月被选举为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1921年元月任“非常国会”议长；1922年担任福建省省长；1923年2月因召返回“大本营”即担任建设部部长兼治河督办并于同年10月参与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且具体负责该党派的相关改组事宜；“大革命时期”即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革委”海外部部长；1925年7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7年9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9月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且于同年10月兼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29年元月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3月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并于同年底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选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且在1932年“元旦”宣布就职；1936年12月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38年3月赴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抗战救国纲领》并于同年7月主持召开国民参政会且在会后亲笔手书“抗战必胜”条幅即以此用来激励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43年8月1日因车祸在重庆遇难，享年75岁。国民政府为此对其举行隆重国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亦专门发出唁电称：“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1979年，中共中央通过专门会议并正确评价林森为“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

其二：谭延闿

字祖安或祖庵，号无畏、切斋。1880年生于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为前清“进士”并先后担任过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陕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1893年其年仅13周岁时便赴长沙参加“童子试”并考中“秀才”；1904年其24周岁时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并得中第一名“会元”，且在同年4月赴京城参加“殿试”而被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即被御赐为“进士出身”旋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之职；1907年其组织“湖南宪政公会”即积极推行立宪而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兼民政部长；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1916年8月出任湖南省省长兼督军且于同年底兼任湖南参议院院长；1922年投奔孙中山并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且于同年6月出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先后出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4年元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并于同年9月署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1926年元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于同年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且在同年4月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28年2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其三：黎元洪

字宋卿。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农历九月十九)生于湖北武汉黄陂木兰乡东厂畈。其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并在毕业之后派往广东服役；1888年编人“北洋水师”；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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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十(推荐)二

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项规定具体内容是什么

中新网12月4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要下大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精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十(推荐)三

精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十(推荐)四

2月27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在京召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意见》要求，对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动员部署。

据了解，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分两批进行，将自下而上，分级在全国政法系统铺开。第一批为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以及省属监狱、戒毒所，从2月底开始，6月底基本结束；第二批为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省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从8月开始，10月底基本结束。

锚定航向，深化部署。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聚焦哪些任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又将抓好哪些工作？会议强调，要抓好学习教育、查纠整改、总结提升“三个环节”，全面正风肃纪、反腐强警，加强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思想的“结”解开了，查纠整改的行动才会坚定。

会议强调，坚持以思想教育为引领，是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性教育活动的宝贵经验。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要坚持以学习教育为先导，紧扣忠诚纯洁可靠这一根本要求，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思想发动，有效解决思想根子问题。

——学习教育要突出政治性。要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广大政法干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夯实忠诚纯洁可靠的思想基础，要感悟思想伟力，强化理论武装；要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四个自信”；要强化宗旨意识，永葆鲜明本色；要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要强化政治担当，提升履职能力。

——学习教育要突出警示性。要强化政策规定的感召力，讲清开展教育整顿的意义、目的和政策规定。要强化党纪法规的约束力，组织广大干警深入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法规。要强化以案说法的警示力，深刻汲取一些政法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特别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教训，彻底肃清周永康等流毒影响，坚持以案为鉴、以案明纪，增强警示教育效果。

——学习教育要突出持续性。学习教育要贯穿于教育整顿全过程，特别是要把政治教育、警示教育与查纠整改有机结合，做到以学促查、以学促改、边学边改。要把领导“领”学贯穿始终，认真开展专题学习，抓好专题党课、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培训。要把条线“导”学贯穿始终，中央政法各单位要发挥条线专业优势，保证人员、时间、内容和效果“四落实”，努力提升素质能力。要把创新“促”学贯穿始终，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机制。

查纠整改环节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中心环节。问题查纠深不深入、整改彻不彻底，直接决定着教育整顿的成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民意导向、目标导向，敢于动真碰硬、触及要害，综合运用自查自纠、组织查处、专项整治等手段，推动查纠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激发自查自纠的内力。要在思想发动上下功夫，深入做好政策宣讲，层层开展谈心谈话。要在自我检视上下功夫，领导干部要带头自我剖析，敢于拿自己开刀，主动检视自身问题。要在警示震慑上下功夫，对干警自查事项开展专项核查，从中发现疑点和问题。要在精准把握政策上下功夫，充分运用“四种形态”，依纪依法适用“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意见。

——发挥组织查处的威力。要强化问题线索收集，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设立“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各地也要设立举报平台，倒查政法干警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要强化与扫黑除恶衔接，通过接受群众举报、重点疑难案件核查等方式，深挖涉黑涉恶“保护伞”线索。要强化核查办理效能，要配合纪委监委机关，健全问题线索移交、督办机制，落实案件线索督办制度。中央督导组要将重大案件线索督办作为重点进行督导。

——提升专项整治的效力。要找准“病灶”，结合各自实际，全面精准梳理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政法队伍在政治、纪律作风和执法司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具体表现。要检视“病因”，透过问题表面深入分析研究，找准顽瘴痼疾背后深层次原因，紧盯病灶制定靶向治疗方案。要深挖“病根”，把是否解决突出问题作为检验标准，着力在解决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总结提升，巩固和拓展教育整顿成果。要围绕总结提升这一收官环节，重点要做好评估实际成效、深化问题整改、推进建章立制等工作。

——科学评估教育整顿效果。要突出实际效果，以干警思想是否受到深刻洗礼、顽瘴痼疾是否得到有力整治、害群之马是否彻底清除、队伍战斗力是否得到明显提升作为衡量标准，全面开展自我评估；上级政法部门和领导小组要结合政法各单位自评情况，对教育整顿各项工作开展抽查、检查和督查，对掌握的真实情况作出总体评价。要突出群众满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请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由群众评价。

——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建立问题台账，对需要持续深化解决的难点问题，要分门别类建立台账，列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推动整改到位。要加强跟踪问效，对重点地区、重点案件，适时组织开展“回头看”。

——抓好建章立制。要健全党领导政法工作体系，健全落实政治轮训、政治督察制度，推动完善党委政法委“协管”“协查”等机制。要健全正风肃纪长效机制，不断完善队伍教育管理、预警预防、监督惩处等各项制度措施。要健全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推动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要健全干警能力素质提升机制，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完善教、学、练、战一体化培训机制。要健全基层基础工作体系，坚持强基导向，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要健全履职保障体系，深化政法干警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招录培养机制改革，完善职业保障制度，健全政法职业荣誉制度。

精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十(推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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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组织处理是教育干部、管理干部的必备手段，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措施。《规定》是做好组织处理工作的重要遵循，对指导和规范组织处理工作，推进组织处理与纪律处分、法律责任追究有机衔接，构建更加完备的干部管理监督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把组织处理工作放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大局中把握，提高执行制度规定的能力水平，精准科学做好组织处理工作，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执行《规定》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为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规范组织处理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组织处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从严管理监督要求，严肃处理对党不忠、从政不廉、为官不为、品行不端等问题，督促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组织处理，是指党组织对违规违纪违法、失职失责失范的领导干部采取的岗位、职务、职级调整措施，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

第四条组织处理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一）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

（二）党委（党组）领导、分级负责；

（三）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五条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

对以上机关、单位中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以及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进行组织处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六条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组织处理职责。

有关机关、单位在执纪执法、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中发现领导干部存在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情形，应当向党委（党组）报告，或者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建议。

第七条领导干部在政治表现、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遵守组织制度、道德品行等方面，有苗头性、倾向性或者轻微问题，以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为主，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且问题严重的，应当受到组织处理：

（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违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错误言行的；

（二）理想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搞封建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或者违规参加宗教活动、信奉邪教的；

（三）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四）面对大是大非问题、重大矛盾冲突、危机困难，不敢斗争、不愿担当，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五）工作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职或者疏于管理，出现重大失误错误或者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严重事故、事件的；

（六）工作不作为，敷衍塞责、庸懒散拖，长期完不成任务或者严重贻误工作的；

（七）背弃党的初心使命，群众意识淡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推诿扯皮，在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问题上办事不公、作风不正，甚至损害、侵占群众利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盲目举债，弄虚作假，造成不良影响或者重大损失的；

（九）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不顾大局闹无原则纠纷、破坏团结，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跑风漏气、说情干预、任人唯亲、突击提拔、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违规用人、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一）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破坏所在地方或者单位政治生态的；

（十二）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作出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

（十三）不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产生不良后果，严重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领导干部出国（境）等管理制度，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

（十四）诬告陷害、打击报复他人，制造或者散布谣言，阻挠、压制检举控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从政有关规定的；

（十六）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十七）其他应当受到组织处理的情形。

第八条组织处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党纪政务处分合并使用。

第九条领导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失误，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出现失误，为推动发展出现无意过失，后果影响不是特别严重的，以及已经履职尽责，但因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因素造成损失的，可以不予或者免予组织处理。

第十条组织处理一般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调查核实。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应担负的责任进行调查核实，听取有关方面意见，与领导干部本人谈话听取意见。执纪执法等机关已有认定结果的，可以不再进行调查。

（二）提出处理意见。组织（人事）部门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或者执纪执法等机关认定结果、有关建议，以及领导干部一贯表现、认错悔错改错等情况，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研究提出组织处理意见报党委（党组）。

（三）研究决定。党委（党组）召开会议集体研究，作出组织处理决定。对双重管理的领导干部，主管方应当就组织处理意见事先征求协管方意见。

（四）宣布实施。组织（人事）部门向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和本人书面通知或者宣布组织处理决定，向提出组织处理建议的机关、单位通报处理情况，在1个月内办理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调整职务、职级、工资以及其他有关待遇的手续。对选举和依法任免的领导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任免程序。对需要向社会公开的组织处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开。

第十一条停职检查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受到调整职务处理的，1年内不得提拔职务、晋升职级或者进一步使用。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1年内不得安排领导职务，2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职务层次的领导职务或者晋升职级。受到降职处理的，2年内不得提拔职务、晋升职级或者进一步使用。同时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领导干部受到组织处理的，当年不得评选各类先进。当年年度考核按照以下规定执行：受到调整职务处理的，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受到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处理的，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同时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按照对其年度考核结果影响较重的处理处分确定年度考核等次。

对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特长，安排适当工作任务。

第十二条领导干部对组织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组织处理决定后，向作出组织处理决定的党委（党组）提出书面申诉。党委（党组）应当在收到申诉的1个月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干部本人以及所在单位。领导干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在2个月内予以办理并作出答复，情况复杂的不超过3个月。

申诉期间，不停止组织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十三条对领导干部组织处理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楚、责任界定不准确的，应当重新调查核实。处理不当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必要时，上级党委（党组）可以责令作出组织处理决定的党委（党组）予以纠正。

第十四条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将组织处理决定材料和纠正材料归入本人干部人事档案，根据工作需要抄送有关部门。

第十五条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反省问题，积极整改提高。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受到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日常管理和关心关爱，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和工作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

第十六条领导干部受到组织处理，影响期满，表现好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等有关规定使用。

第十七条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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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十(推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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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运史上先后有三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一是马克思创立并与恩格斯共同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后称“第一国际”：二是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1889一约1912)，恩格斯逝世后，变质而破产：三是1919年3月4日由列宁领导建立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本文所谈自然是指第三国际与中共创立的关系。

共产国际规定：“它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一律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都必须经它批准。这表明，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它对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与非皆与此组织原则直接相联系。

毛泽东曾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对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帮助”，首先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必须要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这是党史的重要内容。

列宁和共产国际关注中国革命

列宁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开始关注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和它们的斗争，他亲自参与派出代表团，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系。1918年12月底，在筹备召开国际共产党人和左派代表会议时，列宁同意邀请中国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所以，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邀请了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后改名刘泽荣)、张永奎，以中国社会工人党小组代表身份参加大会。3月5日，刘绍周作了大会发言，祝贺共产国际成立。会后，列宁亲切会见了他。

1920年6月18日，在俄共支持下，旅俄华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中国工人第三次大会。出席会议代表40人，代表10万华工。会议由刘绍周主持，苏俄人民委员加里宁到会祝贺。6月25日，在莫斯科还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7月1日，俄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华员局为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织的中央机构，并批准了该局拟定的党章。

1920年7、8月问，刘绍周和安恩学作为俄共华员局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刘绍周还当选为由列宁等11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参与东方人民革命的研究。在这次代表大会的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问题时，刘绍周作了专题发言，除分析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外，还介绍了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他在发言中向大会发出呼吁：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革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列宁的民族问题报告提纲也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印度革命的关注。

这年的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在苏俄(苏俄，是十月革命至1922年间俄国的称谓；1922年底苏联成立后，即用“苏联”，不再用苏俄)的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有7名中国旅俄侨民代表与会，其中一人还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就是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远东各国革命培养干部。后来，中共早期组织选派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人到“劳大”学习，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

192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正式建立，取代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专门负责调查远东各国的革命情况，派出代表联系各国共产主义者，指导和推进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书记处按国别设科(后改为支部)，如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等。其中开展对中国的工作是一个重点。不久，天津北洋大学学生、正奉李大钊之命筹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张太雷，受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委托，离开中国去伊尔库茨克，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后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负责与中共联系。张太雷和杨厚德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晨报》记者瞿秋白列席了大会。张太雷在发言中呼吁共产国际，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正式成立前，列宁、俄共和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十分关心。也表明，中共正式成立前的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很紧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派员来华联络考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创办刊物，成立组织，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的革命经验，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实，为苦难的中国寻找新生之路。

这时，创立一个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迫切的要求。研究发现，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就交谈过组织中国共产党问题。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首先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后来，北京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时，首批入党的主要是这个研究会的那些发起人。5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2日，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推动新思潮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

其实，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就十分活跃，新思想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节节胜利，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很清楚。于是，派人来华了解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试探与中国的进步组织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起初，这些工作是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亚局(远东局)远东民族事务处(1919年夏在海参崴设立)代管。这个处一成立，布尔特曼主任就亲自出马，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会见李大钊，作了最初的接触和交谈。1920年春之前，由于苏俄国内战事频繁，俄共代表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时断时续，内战平息后联系才逐渐正常起来。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海参崴处派27岁的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祖籍山东，俄籍华人，俄共党员，海参崴华侨联合会负责人)来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

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他们到达北京后，与早几天从海参崴来的萨赫扬诺娃和从哈尔滨来的斯托扬诺维奇会合，组成了一个俄共党员工作组，1920年7月，海参崴处负责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主持了工作会议。

维经斯基通过两个在北大教俄语的俄国教师，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并举行了多次座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这使李大钊等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还同李大钊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讨论了建党问题，双方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李大钊还建议并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谈谈建党问题。

维经斯基欣然同意，携工作组成员及翻译杨明斋立即动身去上海。由李大钊介绍，他们途经济南时，做了短暂停留，会见了那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济南学生运动骨干王尽美(济南省立一师学生)、邓恩铭、王翔千(济南省立一中学生)等人，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5月初，他们一行4人到达上海后，首先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又介绍他们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并开始座谈。不久，张东荪和戴季陶因不赞同维经斯基的观点而退出座谈。此间，维经斯基还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议长狄侃、程天放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等人进行过座谈，但因观点差距太大，没有收到成效。在交谈中，维经斯基向他们讲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义和俄国的社会新貌，谈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意见，还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情况。

经过多次交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应该组建共产党。

1920年8月，共产国际派执委兼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列特，荷兰人，时年28岁)以《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华工作，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首任正式代表。他在国际工会派来的弗兰姆堡和远东书记处派来的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当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22岁)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对中共的创立起了促进作用。

帮助中共早期组织相继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由下而上进行的，一般称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组织为中共的早期组织。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秘密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武汉、济南建立的这类团体，它们都为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党史研究者称它为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陈公培(不久赴欧洲)、杨明斋、袁振英等人。会上讨论拟定出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小组成立后，担负起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筹备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陈独秀致函广州的谭平山、长沙的毛泽东等，要他们在当地筹建中共小组。李汉俊致函董必武，要求在武汉筹建中共小组。为了将来输送中国干部赴苏学习，维经斯基于同年秋，在上海创办了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的外国语学社。维经斯基夫妇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李汉俊讲授法语，李震瀛讲授英语。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维经斯基指导下，杨明斋还在上海设立了由党组织领导的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关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消息。同时，将中国的重要消息用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了建党积极分子会议，陈独秀、李汉俊等坚决主张加紧工作，建立共产党。8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9月，上海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问题。会后，上海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帮助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成了中共的发起组和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钊在维经斯基工作组成员马迈耶夫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后又吸收罗章龙、刘仁静等加入。秋，在共产国际斯托杨诺维奇和佩尔林帮助下，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1年初陈独秀又重建)。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李大钊帮助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毛泽东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等工人比较集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好的城市，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名称不一的党组织(后来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外，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张申府和刘清扬等在法国，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此时，各地党组织都要求尽快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各地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销路甚好，很快又再版。同时，还有其他马列文献出版。9月，上海党组织将刚由京迁沪的《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1月后又创办《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创刊号发表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阐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途径。这个半秘密性的刊物，介绍了许多关于共产国际、各国建党、列宁学说的文章和消息。北京党组织创办刊物《劳动者》，邓中夏任主编；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创办《励新》半月刊。它们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原则。这时“万事俱备”，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毛泽东曾谈到共产主义小组的重大意义，他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发展到领导全国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这个)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但以后就不得了，翻天覆地。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一大成功召开

1920年夏秋开始酝酿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转往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这个党章。会后发表共同声明，阐明了中共的奋斗目标、纲领和工作原则，对于党与工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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