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通用(五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精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通用一

调查时间:2013/4/14

调查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科技馆

调查对象：馆中各种仪器、物理现象

调查人：石龙龙 喻国军 许翔 李双 马越 张露

调查分工：石龙龙 李双 负责报告的书写与排版喻国军 许翔 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马越 张露 负责照片的拍摄、取证

正文

前言：

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对郑州科技馆的参观，从而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河南省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通过采访一些人和自己的亲身观察等方法，进行此次活动旨在观看当代中国所现有的科技成就，也是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创新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重要课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认识和了解当代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古代的中国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才有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国家分裂，人民受苦，遭受世界各国的欺负。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同时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勿忘国耻，时时激励自己，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新中国的美好明天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主体：

1、调查方法及经过：

我们几个人分工好，然后各个人采访的采访，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观察的观察，用了几个小时进行调查，然后在结合自己的观察以及旁边别人的讲解了解到了各种不同的先进的仪器，还有一些大自然的各种物理规律及现象。有的甚至通过自己的亲身尝试来体验不同仪器的奇妙之处。

2、调查分析：

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从近代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科学技术所显示出的最巨大、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功能，也是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主要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科学技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凸显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知识经济实质上就是以科技为第一主产力的经济。建设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它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手机、电脑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大地进步，步入了科技强国之林。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很多技术都受限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重要地是，要热爱科学，尊重科学！

我们都知道由于从明代14世纪60年代末始以来，中国对外长期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影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使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进展。中国逐渐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停止了发展，可是历史却是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因此中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了令人心酸但又难忘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 ，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而这些所有的结果都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4、基本结论：

几十年前前辈们就知道了要想富国必须得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是富国强兵的唯一之道，古代的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聪明睿智的人才，仅从四大发明就可以看出。但是从上世纪开始，为何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却几乎沦落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从这次参观科技馆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富强了。在科技馆中观看到了各种先进的科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空航天事业方面的发展。在科技馆三层的航天交通展区中，显示了进、近几十年中我国航空事业的迅猛发展，在1999年5月10日，首发成功地将我国自行研制的风云一号、实践五号卫星准确运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同年11月20日将同期研制的神州号载人飞船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重视研制各种应用卫星和开发卫星应用技术，在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研制和发射的卫星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且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过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也更加的可以体会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所以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鼓励创新等等，这些举措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有的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而回国，准备为国家的建设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例如我们都知道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他是我国原子弹、氢弹之父，还有就是不顾一切阻扰誓死要回到祖国的两弹一星

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是继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相应的国际合作。我国进行了多种空间科学实验，在晶体和蛋白质生长、细胞培养、作物育种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国空间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创新成果，在空间物理学、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等领域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国家级实验室，建立了空间有效载荷应用中心，具有支持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基本能力。

结尾：通过这次科技馆的参观，我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生活的改善，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器时代，与科学技术是万万相关的，虽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速度大于人类对世界的破坏速度，这也就是人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关键，所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时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大力发展科技，同时还要牢记历史，以史为鉴，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

精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通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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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被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西学从往日个别零碎和缓慢的传入方式转变为广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次第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意识文化的变迁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

关键词：文化传播;西学;西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4-0111-06

doi： 10.39 69/j .issn. 1005-6378.2019.04.017

“西学”之称是从16世纪末开始出现的。皆因当时传教士来华后，自称为来自“大西”或“泰西”。“西学”泛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将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称之为“西儒”“西士”“西哲”等，中国人亦即相应的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学说称之为“西学”[1]。明万历43年（1615），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神父著文《西学》首次提出“西学”概念，介紹关于欧洲的教育体系及其背后的西方认识论。这可谓是最早以“西学”概言西方文化的开端。明天启3年（1623）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西学凡》出版，初次将新的学科知识分类引入中国。艾儒略把当时欧洲教育的文科（修辞学）、理科（哲学）、医科（医学）、法科（法学）、教科（修士学）、道科（神学）6个学科体系总称之为“西学”。显然这里的“西学”涵义已经转变为包括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内的一个概念。《西学凡》出版后广泛传播，推动了“西学”新词义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后，完成了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的革命，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本性日渐显露。西方列强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商品市场的幅员辽阔及政治腐败而又衰朽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列强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对象。伴随着1842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和随后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国不可能再按照自己固有的秩序与方向发展，并逐渐由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无奈之余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不解与疑惑，致使一部分思想开明之士开始反思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选择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促使西学在近代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从而形成西学东渐史上继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引起的第一次热潮之后的第二次高潮。西学也从往日个别、缓慢的文化传人方式，转变为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方式。但国人对西学的认知和学习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中层制度文化层面和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的变迁过程[2]。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传播发端于文化观念层面

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传人中国，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致使一部分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和新的知识领域，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方妙药。进而逐渐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等人是最早开始注意到西方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的落后和差距，并开始著书介绍西方事物。1842年《海国图志》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魏源在该书《原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以“师夷”主要指学习西方各国在军事和技术上的长技。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明确地言明了著书目的，即：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抵抗列强侵略，用西方科技克制敌人、战胜敌人[3]。可见，“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魏源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然后由自己制造船炮而不是只从西洋购买船炮，强调不善师外夷者，而外夷制之的道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第一次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认识到学习西方国家“长技”与能否战胜西方侵略者的关系。反映出正处于社会巨大变化中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渴望和需求，亦透显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初期，仅仅停滞于学习战舰、火器技术等表层的器物文化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社会发展变革和中西文化交锋中的必然现象，当民族的主权与完整都已无力维护时，传统民族文化必然会在强势异质文化的侵蚀中妥协。“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和起点，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后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甚至是“辛亥革命”及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清政府及大多数国人，并没有在一向盲目自信和对西方蛮夷的轻视中醒悟过来。即便是《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但其问世并没有引来当时朝野上下多少关注。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洪仁王千1859年所著的《资政新篇》是主张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第一部论著，但因其身份的关系，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更是无人再提起。大多数的国人没有意识到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及其价值，也并没有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向其一直以来所轻视的“西方蛮夷人”主动学习。直到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民族自信，国人才幡然觉醒。随后洋务自强救国运动的开启，拉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西学传播由开始被动“送来”为主时期，进入主动“拿来”为主时期。

二、“洋务救国运动”：西学传播渐向器物文化层面的递转

19世纪60-90年代，晚清洋务派为维护清政府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等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历时30多年进行各项改革，促使中国以“自强”为目的的制造军舰枪炮为主的军用企业和以“求富”为目的的生产民用商品为主的民用企业等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产生，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洋务运动”对西方新式机器和技术的引进，直接推动了中国商品的生产方式由传统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对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农业经济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工业和企业明显存在资本主义性质，新式企业内部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关系制度，其商品价值规律和资本剥削关系又推动了我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创立，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洋务派的“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的求富求强观念，冲击了封建社会的“重义轻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尊祖及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兴办近代工业冲击了封建农业经济制度;幕僚设置冲击了传统封建官吏制度;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挑战了封建旧私塾教育制度。“洋务运动”破坏了封建政治制度的保护层和精神支柱，实质上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发展起到了催生和保护的作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主旨，对推动整个“洋务运动”的发展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最早由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于1896年在《匡时策》中对此完全认同。“中学”是指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君主专制制度;“西学”是指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工艺和先进的军事武器。“体”是根本，“用”是效法学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日：“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5]亦即是说，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中学”是“本体”，“西学”是“末用”，两者相辅。洋务派希望借用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很显然，当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具有精神取向，“西学”具有物质取向，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谋求富强”，其中的“西学”只是用来巩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故其本质是“中本西末”而已。“洋务运动”兴办军用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和统治，兴办民用企业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解决日趋枯竭的国家财政和军事经费[6]。所以，“洋务运动”是国人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思想萌芽和对西方管理制度的学习、深入开展及大规模付诸实践行动的运动，是西学在中国传播进入到浅层的器物文化层面的体现。这也为其后西学传播向中层制度层面的递转和推进打下基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终结。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浅层器物文化层面逐渐走向深入，开始转入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

三、“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西学传播在制度文化层面的递进

以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制度转化和制度创新的历程，也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近代史上实际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制度的创新和變革，而“清末新政”则是夹在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的近代化历程中，可以看出西学传播已经逐渐深入到中国的中层制度文化层面。

（一）“戊戌变法”：西学传播向制度文化层面递转的拐点

“戊戌变法”是1898年6月11日到1898年9月21日，中国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而进行的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一次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晚清光绪帝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传统封建统治改革路径依赖的惰性，并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以谋求中国之崛起。“戊戌变法”提倡政治、经济、管理、教育、军事等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提倡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和科学文化等等，倡导向西方学习，对西学的态度和传播内容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洋务运动”时的西学观是船坚炮利，只停留在浅层的器物、技术和行为文化层面，并且只有少数有识之士和洋务派参与改革运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将警钟敲响后，社会精英阶层逐渐认识到与西方社会相比，核心本质的巨大差距是政治制度而不是仅在技术上的落差。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相比无疑是落后的。故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逐渐进入到当时社会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发展的主题语境[7]。

“戊戌变法”虽然历时只有103天，但西学传播内容涉及广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戊戌变法”试图打破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意欲以日、俄为“师”构建君主立宪制的全套政治体系，成为近代史上制度变革的先锋，可以说是西学传播在中层制度文化层面递转的一个重要拐点。清末的最高统治者第一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其时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客观地评价和正视自己的现状与国际地位。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光绪皇帝以“上谕”的形式肯定西学，公开将西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了“师尊”与“学生”的位置上，使西学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而使当时的中国人开始转变观念和较为客观地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局势，对西学的优势地位开始普遍认同并付诸实际行动。故“戊戌变法”时期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西学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8]。“戊戌变法”是中国早期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促进了清政府和国人的思想解放，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清末新政”：西学在制度文化层面的深入

虽然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已经孕育出促成晚清政府旧体制逐步解体的内在推动力，但是真正趋向新的变革方向的由传统走向近代转型过程的内源动力，实际来源于晚清第三次改革运动——“清末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入侵及国内“义和团运动”兴起，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宣战导致“庚子国变”爆发和《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再无力应对当时政局，统治集团内部舆论开始强力趋向改革。以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洋务派为代表推行的一场清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成型。“清末新政”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体制、官制、军制、工商、律法、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一道“变法”上谕中，明确而全面的说明了“清末新政”改革的范围之宽泛及改革之目的：“……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精。”[9]“清末新政”从改革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制定宪法、限制君权等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和从奖励工、农、商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财产权制度的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促使民族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式陆军而扩展到近代军事制度的确立，推进了军队的近现代化。在文化教育制度层面，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堂、广派留学生和实行近代教育学制及开放言论，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及受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与自然科学熏陶的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精英阶层。在法制层面，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则更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内容[lo]。可以说“清末新政”是晚清政府政治、制度旧体制真正的解体和趋向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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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通用三

（凯里学院，贵州凯里556000）

【摘 要】近代诗歌意象出现了更新气象, 诗坛新变记录了近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型:既是诗歌艺术的新发展,也是时代思想风貌的深刻反映，寄寓着近代文人的新型人格理想，表现了近代文人的求知热忱，体现着开放意识和文化守成。

【关键词】近代诗歌；诗歌意象；文人心态

近代诗歌在体式方面基本上沿袭旧体,而在诗歌意象营构方面却出现较为明显的新变。究其原因,是文人心态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了变化,导致诗歌意象打破清代中叶的板滞局面。近代诗歌意象最动人之处,正在于诗人逐渐挣脱传统伦理的束缚,把孕育于时代巨变土壤中的自我感悟和困惑之意熔铸到富有近代特征之物中,近代诗歌意象成为寻绎近代文人心态的一个个生动具体的实例。

一、近代文人的人格理想

近代第一位大诗人龚自珍,把自己的人格理想加以物化:“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样的“箫”、“剑”意象组合在其诗中可找到多处，令人联想到幽怨缠绵的柔情及凌厉豪狂的勇气，把这两个意象链接起来,以“箫”象征丰富细腻的内心感情,以及抒发感情的外在形式,如诗、词等；以“剑”代表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以及实现改革的具体行动,如针砭时弊的文章、改革朝政的方略等。这样的意象链接, 塑造了一个完整的“ 龚自珍”: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怒敢骂,他既有慷慨议论天下事的社会承当精神和直言无忌的社会批判姿态,也有真率、深沉、细腻的个人感情。近代诗人喜爱龚自珍的很多,尤其是南社诸人,他们不仅用“箫剑”和弦来吟咏龚自珍,还用“箫剑”意象和弦来称颂同志、表述自我人格理想。

“箫心”含有恣心纵欲、尊重个性的时代进步意识,“剑气”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之志的传统人格追求。“箫”、“剑” 合一表明诗人不打算压抑自我感情使之纳入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因为尊重个人情感而舍弃社会责任。 这种双重的人生期许突破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克己复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人格范式,既是对传统人格精华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启蒙时期尊重自我的进步思想的体现。在清代末期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进步中国人正是以“ 剑态” 表现了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承当勇气, 主要由知识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 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 可以看到他们不再是匍匐山呼的臣子, 而成为敢于挺身议政的国民,更成为铁血救国的革命者。

二、近代文人的求知与图强

19世纪后期,“火轮”、“汽船”作为科技新事的指代物而出现在诗歌里。张维屏、袁昶、陈宝琛、秋瑾、刘光第等都有以轮船意象赞叹科技新事的诗歌。以“轮船”等科技新事营造诗歌意象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纪末叶倡导“诗界革命”的新派诗人。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成为近代文人接受海外新事物的代表人物。他们诗中也大量出现“轮船”意象,往往成为先进科技的代名词。例如,康为发出“巍巍睹巨舰”的赞叹,以“飞轮浩浩”描写乘船渡大西洋近北极之所见,以“巨舰”表达流亡海外眼界始开的经历和感受。还运用“轮船”意象描述国外的先进科技:用“汽船铁轨自飞驰”描写瓦特推进科技发展的功绩,用“汽船翻浪穿湖边,铁轨穴隧上山颠”描写瑞士交通发达,用“百年之间新世变,汽船铁轨通重译”形容英国近百年的富强,用“巨浪走大艘”烘托耶稣诞生标志着文明新兴。梁启超用“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形容时代变化.让我们看到19世纪后期先进中国人努力追求认知世界的心态。长期闭关自锁,夜郎自大,压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热情。一旦国门被打开,“中华以外天”原来是这样多姿多彩,于是尚奇热情重新被唤起。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文人逐步摆脱古代士子过于重视人格修为、追求人品完美、注重道德臧否的尚虚倾向,转而追求积极的人生。认知世界真貌,求取治国良方,完善知识结构, 实践改革方略,逐步取代以封建伦理塑造完美人格的自我要求。诗人们常以放眼世界、认识世界而自诩和自期,这是前后进步文人的典型心态。近代人礼赞科技的内在驱动力是图强御侮。19世纪中叶,被迫向西方睁开眼睛以后,中国人才感到天朝大国的优势已去,古老的东方已经落后,而先进的西方却欺负落后的东方。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使认知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人的独特心态。从诗歌意象角度考察,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社会科学新理念成为近代后期诗人的常用意象。可见近代进步文人不但对科技新事产生兴趣,而且对西方社会科学新理念勇于接受。他们开始以平等、民主观念来思考社会发展趋势, 冲破了千百年来以整顿社会等级秩序为目标的改革模式。

三、近代文人的开放与执着

中国古典诗歌中,“山”的意象远比“海”的意象出现得多而且内涵丰富。与海的宽阔无垠、动荡多变的象征相比,山的稳固沉实、坚定执着的喻意更能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相契合。寄寓在“山”意象上的内涵有君王社稷至高无上的崇,有伦理支柱不可动摇的牢固,有仁人志士坚定不移的意志,也有文人雅士闲适隐逸的情趣。“山”意象熔铸了中国封建文化的辉煌。到了近代,“山”、“海”意象的内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xxx战争时期的诗歌,出现“海患”、“海氛”等意象,传达出近代人因祖国领土受侵犯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这类“海”意象的内涵基本上与自古以来以山河为摇篮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海”的感受相一致,却把古代人对海的潜在畏惧变为对海外侵略者的实实在在忧愤,毕竟传导出中国人开始打破固步自封,被迫面对海门以外世界的心态,响起了必须变法图强的时代前奏。19世纪后期,人们用“海”意象呼唤认识海外新世界，把古代中国人寄托在海洋上的虚渺遐想变成了明确迫切的认知世界的要求。黄遵宪晚年以“饱看环瀛跨海归”诗句总结自己遍游海外的一生。不仅足迹跨越瀛海,更难得的是诗人眼界和思维也跨越了瀛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代文人的笔下出现了“太平洋”意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诗营构的“太平洋”意象,气势恢弘磅礴，既象征了世界各国交流的迅速和竞争的激烈,象征了新世纪人们所必需的开阔眼界和进取精神, 梁启超通过“太平洋”意象表达了步入新世纪的深沉思考,以“太平洋”为旗帜呼唤“国魂”。“太平洋”意象一时涌现诗坛,如康有为诗中有“汤汤太平洋,横海谁拿攫。我手携地球,问天天惊愕”之句,豪气逼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山”“海”意象和弦在近代诗歌中大量现。

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山”与“水”的意象组合,如“高山流水”意象和弦往往表达对传统美德的景仰。“山海”意象和弦流露的是近代文人的开放意识和守成观念。近代诗人笔下的“山”超越了传统文化中“山”的意象内涵，消减了其中的尊卑等级的封建意识, 而浓化了对祖国、民族的挚爱；淡化了闲适悠然的隐逸情怀,而强化了坚定不挠的志和信念。

【参考文献】

[1]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3] 马以君.苏曼殊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精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书报告通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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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文库编辑按】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连续不断地经历了一百一十年的战争，去除国内战争的章节不说，在对外自卫战争中，鲜有独立战胜外敌的记录。…小编为您整理了《—终结中国近代史的“一战”》，给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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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中国近代史的“一战”朝鲜战争爆发已经六十多年了。不管哪个岁数的中国人，只要朝着自己版图的右上角看一眼，很多人耳畔就会响起“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声和密不透风的枪炮声。那是年仅一岁的新中国，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和保家卫国的需要，果断出兵，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军队殊死搏杀，并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战”。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也一雪近代史上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的屈辱。

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连续不断地经历了一百一十年的战争，去除国内战争的章节不说，在对外自卫战争中，鲜有独立战胜外敌的记录。但是，1950年，这一历史都重写了。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历史功勋无与伦比。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在评价长征时说：“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上甘岭上再一次展示了那一代中国人的冲天豪气。
经此“一战”，不仅傲慢的美国人颜面尽失，连几年前十分不服气地在中国放下武器的日本人，也真的相信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这“一战”，让世界华侨扬眉吐气，大批海外英才百川归海般回归祖国;这“一战”，让世界许多国家纷纷伸出手来拥抱新中国。这“一战”，有太多的奇迹写在世界近代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上。因此有无尽的启示供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回味。
因此，当我读到李峰先生所著《决战朝鲜》的时候，心中犹如万马奔腾。关于这一仗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大都耳熟能详。我一直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仗，中国人应该以超过教徒般的虔诚，熟记它的每一个细节。李峰先生此书，在我看来正是从细节解读、记忆历史的。虽然它不是唯一一部这样的著作。本书从《雅尔塔协定》落笔，全景式记录这场战争，这就有了纵深感和立体感，也有了现代史学的某种价值。
但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作者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对于当今中国和未来时代的深情寄托。和平不是靠退让得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晚清和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连续对世界大大小小的列强退让了一百多年，结果让了琉球丢了台湾，让了东三省丢了北平城，几乎亡国灭种，也没有换来统治者一直幻想中的和平。最后还是拼死“一战”，才死里逃生。新中国刚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又循着八国联军的惯性思维，气势汹汹地兵临中国家门口。但是，这一次它们遇到的不是只会点头哈腰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而是毫不畏惧敢于用“大炮、机关枪去辩论”的新中国人!新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顺手也把绞索般的各类不平等条约付之一炬，和平的阳光第一次照在中国人灿烂的笑脸上。
尊严在勇者的剑锋之上。一个真正的剑客，可以倒在对方的剑下，但决不能跪在对方的剑下。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必须敢于亮剑，在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上赢得起码的尊严和生存权利。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今天的中国一如既往地爱好和平，但今天中国的周边环境依然被一条由敌意的军事基地、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以及恐怖主义等连续的“破碎地带”所包围。日本评论家宫崎正弘利用一年时间，跑遍了中国的周边邻国，深入调查后发现：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一些国家公然侵占中国领海、岛礁;一些国家肆意武装挑衅，辱杀华侨;民族分裂分子气焰嚣张。在经济领域，正掀起针对中国的“暴徒般”的世界性贸易攻击;连海盗也跟着凑热闹。
外患严重，而内忧堪虑。官场弥漫腐败之风，而民间盛行拜金主义。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一点财富，但相当多的国民却沉浸在歌舞升平中不思进取，曾经使新中国昂立于世界的尚武精神，几乎湮灭殆尽。
此时此刻，回忆并沉思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回味能战才能有和、敢战方能言和的历史启示录，或许会有稍许清醒剂的作用。新中国之所以昂着头，那是因为黄继光站在中国人的前头。
今天的中国，满世界提倡和平和谐，但仅靠两千多年前孔子重新周游列国和在各种场合只念“和”字经恐怕是不行的。一个没有勇武精神的民族，不要说什么崛起和复兴，连获得别国起码的尊重、保卫自己最基本的合法权益，事实上也难以做到。有的学者还宣扬中国发挥什么“软实力”。是力就一定是硬的，把软和实力拼接在一起，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软的就是软的，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影子。老牛处处求和而时时危急，老虎一声不响而不求自安，谁的“软”更有力量?大道至简，自然界的规律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中，在现实和未来也依然隐伏运行着。
历史如果不能昭示未来，那不过就是一堆陈年旧事。相信读过李峰先生这部呕心之作后，21世纪的中国人，或许会有一些崭新的感受。
信笔写来，算是一个没有打过仗的老兵对前辈的追思、对后人的寄语吧。同时，也谢谢李峰先生，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遥想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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